方灼在牢里也没消停。
她在里面联系上了陆靳川的前合伙人老钱，想搞我的名声。
老钱花了几千块钱找了个小网络营销公司，注册了一批小号，开始在各种论坛和贴吧里发帖，说我也是安全违规的参与者，说我仗着和住建局领导关系好才脱身。
帖子发了一周，阅读量几十万。
我坐在办公室里，翻着那些帖子，一条一条看完了。
然后我给监狱管理局写了一封信，举报方灼在服刑期间串联外人、制造虚假信息、干扰司法秩序。
同时，我通过律师向法院提交了诽谤罪的刑事自诉材料。
ip追溯很快锁定了发帖的营销公司，老钱被传唤，当天就把方灼供了出来。
方灼的刑期加了两年，变成了六年。
但这还不够。
她自诩算计到了极致，却忘了一个致命的前提：她能一直吊着命吃高价的进口抗排异药，靠的都是陆靳川的钱。
如今陆靳川破产入狱，两人名下的账户全被冻结查封。
方灼的经济来源彻底断了。
监狱不是福利院。
吃不起昂贵的自费药，她只能去排队领最基础的免费医保仿制药。
而那些药的药效，远压不住她体内那颗原本就不属于她的肾。
失去金钱托底，因果报应来得比我想象中快。
方灼很快出现了慢性排异的早期症状。
肌酐升高，蛋白尿，下肢浮肿。
狱医给她开了药，但无力回天。
三个月后，她开始透析。
一周三次，一次四个小时，躺在医务室那张窄窄的铁架床上，血液从手臂的管子里被抽出去，绕过滤器，再灌回来。
她的身体越来越差。
体重掉了四十斤，头发大把大把地掉，脸色蜡黄，像个鬼。
有一次我去监狱探视另一个人，路过医务室的时候，透过门上的玻璃窗看到了她。
她躺在那里，瘦得皮包骨头，眼睛闭着，嘴唇干裂出血。
她似乎感应到了什么，突然睁开眼睛，看到了我。
她的瞳孔猛地放大，嘴唇开始剧烈地颤抖。
她想说什么，但插着管子的手臂抬不起来。
我看了她两秒钟，然后收回目光，继续往前走。
她没有认出我。
或者认出了，但不敢确定。
因为我现在穿着定制的羊绒大衣，头发盘得一丝不苟，踩着十厘米的高跟鞋，身后跟着律师和助理。
跟当年那个蹲在手术台前、心甘情愿割下一颗肾的傻姑娘，已经不是同一个人了。
方灼在服刑的第四年，因为肾衰竭并发多器官感染，被送进了医院。
监狱方面通知我——作为她的肾脏捐献者和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人——询问是否愿意再次捐献或者提供其他帮助。
我让律师回了一封信。
信上只有一句话：“她身体里那颗肾本来就是我的。我不收回，已经是最大的仁慈。”
方灼没有撑过那一年。
她的死亡通知书寄到我办公室的时候，我正在签一份新的项目合同。
特助把信封放在桌上，我问了一句：“谁的？”
“方灼。监狱寄来的。”
我拿过信封，拆开，看了一眼。
然后把它放进了抽屉里，和爸的死亡证明放在一起。
一个抽屉。
两张死亡证明。
一个是生我的人，一个是拿我的肾活着、然后亲手毁了我一切的人。